驍勇天使

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，任何朝代的興起或者衰落都因法起也因法滅。中國歷史上曾經百花爭妍的諸子百家中，惟獨法家可強國，儒家輔國，墨家議國。如企業能汲取其中精華，則企業可以昌盛。
　　秦國自穆公稱霸後，國力逐漸衰弱，時常遭受霸主國魏國的欺淩，秦國素來尚武，而忽略治國之道，然周邊諸侯強國林立，虎視眈眈。秦國新君開始意識到：窮兵黷武，無疑會斷送國家前途，遂頒佈招賢令以中興秦國霸業，其中有一條：“如能助秦強盛者，將與君共用秦國”。於是各國士子紛紛入秦，其中法家士子商鞅正式登上歷史舞臺，也真正意義上使法家登上歷史最高峰。
　　商鞅者，衛國人，曾為魏國丞相公孫痤門下食客，軍前參事，公孫痤臨死前曾對魏王說：“商鞅可大用，如不用則殺之”，可見其才，然昏庸的魏王怎會對一個小參事上心？
　　秦國招賢令頒佈後，29歲的商鞅入秦，於是中國的整個歷史隨之被改寫。當各地士子不堪忍受秦國的貧窮艱苦的環境時，商鞅用三個月的時間訪遍窮國各地，並寫下治理秦國的法治方針。
　　因為其法治理論深得秦公賞識，遂被秦公贏渠梁拜為左庶長，統領秦國政事。
　　商鞅深諳“攘夷必先安內”的道理，秦國當務之急應該加強國家內部整頓。於是從城門徙木立信開始，使秦國翻開變法的嶄新篇章。從外交上的妥協方針，所謂妥協即割讓疆土給魏國，以爭取內部休養生息的時間，到國內一批新法令陸續頒佈：減免賦稅，鼓勵農耕，繁榮貿易，以及王侯犯法與庶民同罪，連坐法等法令。其手段公平而強硬到近乎殘酷。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商鞅是酷吏，這一論斷應該說有些偏頗。法外本無人情，這是法治的根本。商鞅真正明白，如果法外有情，則無法度可言。法律面前沒有貴族以及平民之分，誰觸發法律就得按法律嚴懲，誰對為國家創造利益，誰就應該被獎賞。以誠信立法，以公平執法。
　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這樣的：“當你促成整個國家或者集體的利益的同時，極有可能在“短期內”損害部分人的利益，然後才能達成“雙贏”。然而歷史的局限性，或者掌權者思想的狹隘性，往往會阻撓這種良性規律！最終導致變法或者改革的失敗！因此變法或者改革需要鐵腕和義無反顧。
　　商鞅在秦國變法伊始，阻撓重重，遭到了秦國貴族階層的反對，貴族們以為他們是秦國的統治者，應當享受各方面的特權，商鞅意識到如果王權禁錮了法律，那麼法律從開始就已經被扼殺。只有鐵腕和奮不顧身才能打破這些枷鎖，制度才能得以實施。
　　於是，針對太子太傅公子虔縱容太子擾民傷民事件，商鞅依法對公子虔施以劓刑，太子被流放。與此同時，對於庶民或者新民（所謂新民是指各諸侯國遷徙到秦國的民眾）如立功者，同樣享受加官進爵的權利。想從弱變強在任何歷史環境下苛刻殘酷是必要的。而這種必要的前提是人人平等，平等而嚴明並以法律制度管理國家，而非至高無上的王權，這就是商鞅的法律意識。
　　商鞅的法制不同于當時法家的另兩個派別：申不害的人治和慎到的術治。人治和術治的缺陷在於往往屈從王權“刑不上大夫”，法律可以因為階級地位不同而改變，因此法律不能凝成真正的國家武器，申不害在韓國“人治”變法失敗的例子很好的說明這一點。而商鞅法治成功的依據是強調法律制度至高無上，削弱官吏的特權，用法律制度管理國家，而非人治人。
商鞅的法治意識已經達到當今所說的：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違法必究的境地。這種超前意識在歷史上是罕見的，這一意識的有效貫徹還得感謝一個人，那就是當時領導階級秦君主。一個開明強勢帝王和一位大刀闊斧的改革者，使秦國19年內得以中興，進而逐鹿群雄，並奠定一百多年後，秦統一六國堅實的基礎。